夏日炙热，在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一道略显神秘的小门不时引人驻足。这里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传教士的墓地。

(资料图)

400多年前，身穿儒士长衫的利玛窦悄悄走进朝阳门，揭开了西学东渐在北京的序幕。从那以后，利玛窦和追随他脚步的后辈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写下非凡的一页，其中最跌宕起伏的一笔，莫过于德国人汤若望与历法之争。

明末，汤若望用望远镜俘获了崇祯的好奇心，清兵入关后，又凭借一场预测日食的天文擂台赛，博得了多尔衮的信任。他是顺治尊敬的“洋玛法”，却遭鳌拜打击身陷囹圄，去世后沉冤昭雪，获得康熙亲笔撰写的碑文。

汤若望为什么会参与中国历法修订？回望碑文背后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最准确的答案。

徐光启（1562年—1633年）

利玛窦（1552年—1610年）

利玛窦成功“接近月球”

1644年，清军入关，兵荒马乱的北京城中，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宣武门南堂闭门不出。此刻，他的同伴们大多已南下避乱，似乎预料到了前方未知的命运。

果然，清军刚刚入城，摄政王多尔衮就下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南堂位于宣武门东北方向，搬迁迫在眉睫，汤若望却决定冒险。他大胆地上了一个奏折，称南堂内的书籍和各种仪器太多，如果一并迁往外城，不但三日内搬不完，而且难免损坏，“修整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

汤若望赌赢了，多尔衮破例允许他不必搬迁，并且，清廷还颁发满文告示，张贴在南堂门前，禁止士兵和旗人骚扰此处。更传奇的是，没过多久，汤若望摇身一变，成了清廷任命的钦天监监正。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以汤若望为起点，设计监制了古观象台大部分仪器的南怀仁、为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提供素材的闵明我、为康熙建造了一间“御用玻璃厂”的纪理安等，相继主持钦天监。古老大国的钦天监，一度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中心。

汤若望能博得多尔衮和清廷的好感，是因为他有一件“秘密武器”——1645年清廷开始颁行的《时宪历》。早在明末的1634年，《时宪历》的前身——《崇祯历书》已经编纂完毕，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明朝灭亡，崇祯自缢，颁行新历的诏书也未下达。

汤若望是《崇祯历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他之所以能凭借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中国历法，必须感谢他的前辈利玛窦。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前，西方传教士使出浑身解数，仍然被挡在明代中国的高墙之外。有人哀鸣，希望进入中国，就像“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第一个成功“接近月球”的西方传教士就是利玛窦。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东部玛切拉塔城内的名门之家，20岁时在耶稣会罗马学院的学习，让他具备了一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知识素养。

“利玛窦在中国经常提到他的恩师丁先生，丁先生其实就是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斯（Clavius），他曾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好朋友。”二十多年前，北京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的一位老师李秀梅被校园中的西方传教士墓碑群吸引，开始了对“利玛窦们”的研究。她告诉记者，在罗马学院的教学大纲中，不仅有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还有几何学、算数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等自然科学。在罗马学院习得的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成了利玛窦和后辈们搭建连接中西方桥梁的砖石。

1582年抵达澳门后，利玛窦才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俗民情。1583年，凭借一幅绘有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他成功引起了广东肇庆知府王泮的兴趣，被破例允许在肇庆买下一块地皮。利玛窦意识到，争取“上层”的青睐，或许是进入中国更为可行的办法。

于是，他穿上僧侣服饰，把最初按欧洲风格设计的房子改为中国样式，钻研四书五经等圣贤书。后来，他发现读书人不愿意与僧侣过多来往，便脱下僧衣，换上儒袍，还遗憾无法改变自己眼睛的颜色和鼻子的高度。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身儒士长衫，利玛窦终于可以与中国读书人坐而论学，并借机展示他在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过人之处。他如愿成为中国读书人口口相传的“西儒”。

从肇庆到韶关，从南昌到南京，1598年，利玛窦终于得以随中国官员朋友进入北京。可惜，当时的外国人在京城并不受欢迎。利玛窦不得不失望地离开，但此行并非毫无收获。

美国史学家邓恩发现，北上之路，利玛窦和同伴以太阳为参照物，测算出他们所经过的大城市所在的纬度，又以中国的“里”为长度单位，测量出城市与城市间的距离。根据这些数据，利玛窦推测出，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笔下的国家到底是不是中国？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热门问题。几年后，一位名叫鄂本笃的葡萄牙旅行家和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所经之地，自陆路来到中国，证实了利玛窦的推测。

1601年，在第二次抵达大明都城北京时，利玛窦的西洋自鸣钟成功被送入深宫。万历皇帝最喜珍奇玩物，对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爱不释手，规定利玛窦等人每一季度进宫检查钟表一次。就这样，利玛窦打破了明王朝延续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规定，得以留居北京。

自此，利玛窦再也没有离开北京，直至1610年走完他的余生。去世后的他被安葬在阜成门外万历亲赐的一方土地，后来，追随他脚步的其他传教士陆续长眠此地。这就形成了今天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的栅栏墓地。

身着中国官员朝服的汤若望，胸前的仙鹤代表着一品文官的身份。

徐光启与《崇祯历书》

定居北京近十年，除了没有见到皇帝本尊，利玛窦的交际圈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徐光启，两人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第一次确定了今天人们熟悉的点、线、平面等几何名词术语。

徐光启是利玛窦的知己，也是汤若望的“伯乐”。1630年，徐光启上奏崇祯皇帝，将正在西安的汤若望召回京城，参与编纂《崇祯历书》。

早在1605年，利玛窦就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特别需要能编历书的人。他在写给欧洲的信中说，北京急需天文学家和天文学书籍，“皇上为了每年的编历，雇用了估计有200多人来做这项工作”。

尽管如此，明朝末年，钦天监在预测日食、月食等天象时，仍不够理想。1610年12月的日食，钦天监官员又预报错了，这可不得了。在古代中国，制订历法和颁布历法是皇权的象征。“历法不只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更要为古代帝王沟通天意、趋吉避凶。”北京古观象台研究员萧军告诉记者。古人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机不可泄露，谁掌握了天象，谁才能名正言顺地统治天下，因此，每每改朝换代，首要的事情就是修订历法。

朱元璋马上得天下，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明代所用的《大统历》，本质上是由元代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延续而来。元代时，《授时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其求得的回归年周期365.2425日，与当今通用的公历基本相同，而且早了300年。然而，经过数百余年的时间累积，明末《大统历》与实际天象相比，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

利玛窦和徐光启希望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中国历法，1610年被错误预报的日食给了他们一线希望。徐光启趁机提议，将修订历书的工作委托给精通数学和天文学的传教士。修订《大统历》已是共识，但由外来人士修订关乎皇权的历法，又是另一回事儿。直到1629年，崇祯皇帝才命礼部侍郎徐光启成立一个新的历法机构——历局，同意西方人参与修订历法。

徐光启最初邀请进历局的西方传教士是德国人邓玉函和意大利人龙华民。龙华民编译了介绍西方地震知识的《地震解》一书，邓玉函更博学，与其说他是传教士，不如说是位科学家。李秀梅向记者介绍，邓玉函来到中国前已名满日耳曼，天文、机械、数学、医学无一不精。他是欧洲第一家科研机构灵采研究院的院士，在该院院士的排行榜上，紧随伽利略之后名列第七。

邓玉函选择到中国，让伽利略大吃一惊。不过，伽利略一定没想到，邓玉函在中国反而开启了另一条特殊的科学传播之路。他和中国学者合作编译的《泰西人体说概》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方解剖生理书，《奇器图说》讨论了地心引力、重心和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大测》《测天约说》把正弦、余弦和正切等概念引入到了中国。他还与天文学家开普勒书信往来，向他解释中国人推算日食的方法。

遗憾的是，博学的邓玉函在历局效力不足一年，就不幸病故。接替他工作的，是同属灵采研究院院士的德国人汤若望和意大利人罗雅谷。他们被徐光启选中，分别从陕西、河南抵达北京。

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乘同一艘船来到中国，和前辈利玛窦一样，他们都被来自中国的消息强烈地吸引。与利玛窦不同的是，他们在欧洲时能够看到的中国，更加丰富详实。

利玛窦辞世后留下的手稿，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欧洲刊印发行。从他的中国札记中，欧洲读者看到了博学、伟大、追求“仁、义、礼”的孔子，看到了“啜饮茶汤”“即使在隆冬也带着纸扇”的中国人，还看到了“超过世界上所有王国”的漫长领土和边界，以及无比丰富的动植物品种，“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

1623年，汤若望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仿效当年的利玛窦，把宣武门南堂的住所打造成一个小博物馆。在这里，中国官员和学者可以看到天文学仪器、自鸣钟、西洋乐器、西式油画、珍贵的欧洲书卷，还有在欧洲出现不到20年、漂洋过海而来的望远镜。您或许难以想象，明代末年，崇祯皇帝就在宫里借助汤若望进献的望远镜，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了日食和月食。

大概是利玛窦的名字太深入人心，提到中国最早的望远镜，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利玛窦带来的。中华世纪坛的彩色浮雕壁画《中华千秋颂》中，利玛窦就是扶着望远镜瞭望天空的形象。实际上，“1609年伽利略制造出第一架望远镜时，利玛窦已经在中国了，并且再也没有回过欧洲，把望远镜带到中国的不可能是他，应该是汤若望、邓玉函他们。”李秀梅特别纠正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

利玛窦和徐光启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中国历书的想法，最终经汤若望努力成为现实。1634年，在中西学者合作下，历时5年的《崇祯历书》编纂完毕。《崇祯历书》不是一本简单的日历，而是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的一部鸿篇巨制。长达137卷的历书中，甚至包含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内容。

只是，主持历局的徐光启没有看到《崇祯历书》的成稿，他于1633年撒手人寰。

崇祯皇帝也没有来得及颁行新历法。风雨飘摇的大明末世，他更感兴趣的是铸炮，先后命汤若望制造了20尊大炮和500门小炮。奈何先进的大炮也没能挽救病入膏肓的明王朝，1644年，面对“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崇祯在景山终结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命运。

风云变幻之际，汤若望迅速意识到，当务之急是保护南堂的家产。他紧握大刀，立于厅堂，果然，几个打算趁火打劫的贼人见他一副拼命的模样，连声道歉，高喊他们正在寻找匪徒，既然府邸平安，他们自会速速撤离。

就这样，关外的满清铁骑进入北京时，南堂内未及刊印的《崇祯历书》刻板以“西洋新法”的名字，成了汤若望留居内城的“秘密武器”。

栅栏墓地的利玛窦（中）、汤若望（左）和南怀仁（右）墓碑。本报记者 杨丽娟摄

古观象台的汤若望工作旧址。

一场天文擂台赛

西洋新法真的准确吗？清廷凭什么相信所谓的“西洋新法”？汤若望的机会很快来了。他推测出，顺治元年八月初一（1644年9月1日）将有一场日食。

由于科学知识的局限，日食、月食和各种异常天象，素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祥之兆。何况，这还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次日食。若能准确预测，肯定能令人信服。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上书顺治皇帝：“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言下之意，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检验他的预测是否准确。

顺治不但满足了汤若望的请求，而且让钦天监支持大统历、回回历（阿拉伯传入的一种历法）的历学家，与汤若望同场竞技。9月1日一大早，内城东南隅的观象台上，一场预测日食的天文擂台赛打响了。大学士冯铨带着望远镜，率领钦天监官员，与汤若望一同登上观象台。

汤若望成竹在胸，亲自将日食发生时刻及过程画在纸上。如他所料，日食分毫不差，准时发生。冯铨大为叹服，将测算结果记录下来汇报朝廷：“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

打赢了擂台赛，汤若望顺理成章成为新任监正，以五品朝廷命官的身份主持钦天监。见证擂台赛的观象台，至今巍然耸立在建国门附近。在这座只比故宫建成晚22年的皇家天文台，金发碧眼的汤若望身着中国官员服饰，删改压缩了《崇祯历书》。

从明代末年开始“立项”的《崇祯历书》，凝聚了徐光启、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中外人士的心血。至此历经两朝，终于更名为《时宪历》，于1645年颁行天下，多尔衮还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

《时宪历》影响深远，直到今天，现行农历仍沿用了它的一些计算方法，很多历史圈外人士听说汤若望的大名，都是因为《时宪历》。每逢春节，或者春分、夏至等重要节气，总有网友说，农历是汤若望借鉴西方历法为中国人定制的，遗憾中国农历的制订者竟然是个洋人云云。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在汤若望工作过的北京古观象台，萧军长年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和天文科普工作，在他看来，“汤若望只是基于欧洲的天文学知识，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传统农历进行了修订。”

萧军从中国农历的起源开始向记者解释：跟人们的直观印象不同，中国农历并不等于“阴历”，而是属于阴阳合历。所谓“阴”，是指每次月相朔望变化为一个月，一般是29天多一点，对应的就是相对于太阳，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所谓“阳”，是指每个太阳回归周期为一年，对应的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古人虽然没有精确认识到地球、太阳、月球之间的运行规律，但早在汉武帝时，人们使用的太初历就是改进过的阴阳合历。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一个太阳回归年是365.25天，而12个朔望月大约是354天，每年差出来的11天怎么办？古人想了个聪明的办法——置闰，也就是在历年中插入一个闰月。汉代之前古人就已经计算出，19年中需加入7个闰月。

阴阳合历既考虑了太阳运动（实际是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导致的季节变化，又考虑了月亮的圆缺变化，但问题就出在把“阴”和“阳”合在一起时计算产生的误差。众所周知，地球沿着椭圆轨道、围绕太阳进行非匀速运动，但古人并不知道，那么他们的计算公式就会有误差。这种误差一开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时间一长，计算结果与实际天象的偏差越来越大，古人只能根据观测到的天象校正历法。因此，修订历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有唐一代，甚至修订了八次历法。

萧军认为，只有同时精通观测技术和计算方法，才能制订出准确的历法，郭守敬就是这样的天才。至于明末那些力主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官员，水平就比郭守敬差远了。

汤若望恰在此时来到中国，揭开了中国人未知的天体运行秘密。在他出发之时的欧洲，主张日心说的哥白尼已经发表了《天体运行论》，与地心说的集大成者托勒密的《至大论》互相对立。由于教会反对日心说，另一位天文学家第谷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宇宙体系：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转，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围绕太阳转。这个体系虽然不如日心说接近实际，但用它解释大统历和回回历的误差，已经足够。

依据第谷的宇宙体系，汤若望等协助徐光启编纂了《崇祯历书》，也就是后来经过删减在清朝获得颁行的《时宪历》。

相比之前的历法，《时宪历》中有一重要的变化，就是把确定二十四节气的方法从“平气”改成了“定气”。

在中国传统农历中，古人通过观测日影，将日影最短的那天定为冬至日，一个冬至日与下一个冬至日之间是一年，一年时间平均分成24份，其中的24个节点就是二十四节气。这种名为“平气”的计算方法简便易行，可以保证各节气之间的间隔基本相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不是匀速转动，按照这种方法算出来的春分、秋分，可能并不是昼夜平分那天。

汤若望采用的“定气”则不同，它是根据天体运行的几何模型，观察太阳在黄道上的实际位置，自春分点起算，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就定为一个节气。这样两个节气间隔的时间不均等，可能是14天，也可能是16天，但能精确计算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时刻。

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还是采用“定气”法确定二十四节气。必须承认，汤若望对二十四节气有所贡献，但要说他发明或制定了二十四节气，着实离谱。事实上，关于传教士与中国农历的关系，徐光启早就阐明过他的制历方针：“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民国时的古观象台

顺治皇帝的“洋玛法”

汤若望在钦天监的工作，显然令顺治皇帝相当满意。他对汤若望的依赖和信任，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

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这个词在满语中是对祖父辈的尊称。顺治用皇权特有的方式，毫不吝啬地展示对汤若望的恩宠。通常，大臣给皇帝的奏折只能间接地通过特定机构转交，而汤若望则被允许直接呈递奏折。他下令，汤若望在觐见时可以免除叩头的礼节，满朝文武中，享受这种特权的大臣只有个位数。他不停地给汤若望加官晋爵，从1644年到1658年，汤若望平步青云，从五品的钦天监监正一路晋升为一品光禄寺大夫，就连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被封了官，母亲、祖母和曾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

不知顺治是否知道，汤若望本就出生在一个伯爵贵族家庭。他的德文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中的“冯（von）”，相当于英语中的“from”，表示“从哪里来”。这个词其实是贵族或贵族后裔的象征，因为只有贵族才有封地。时至今日，在德国波恩附近的吕符腾贝格，还有汤若望家族的古典城堡。汤若望就在这片碧水环绕的幽静庄园中，度过了幼年时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按照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顺治觉得他的“洋玛法”远离故土，孤身一人，实在可怜，竟赐给汤若望一个“义孙”汤士宏。

种种恩赐之外，顺治还经常不顾传统惯例，晚上召汤若望到宫里谈话，特许他随时进宫，并且时不时造访汤若望的住处，在那里吃饭、谈话、参观花园、观看工匠们为观象台制造天文仪器。据汤若望的笔记，仅1656年至1657年，顺治就走访他的住处多达24次。有一次，皇亲贵族、文武官员正在宫里为顺治皇帝庆祝寿辰，席间，顺治突然提出，希望将庆典移至汤若望住所进行，汤若望急忙赶回家，准备宴会。更有甚者，顺治在选择继承人时，也听取了这位“洋玛法”的忠告，选中了生过天花从而具备了免疫力的玄烨。

在李秀梅看来，汤若望实际上为年少的顺治皇帝提供了“情绪价值”。她讲了一个故事，多尔衮摄政时期，曾计划耗巨资建造一个新的豪华宫殿，顺治和大臣想阻止却无果，问及汤若望的意见时，一句天象不利，使多尔衮放弃了他的计划。顺治还曾感慨，“他人不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而玛法为人与众不同，“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这真是不爱利禄独爱君主啊！

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让汤若望成为清廷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661年，刚刚抵达中国3年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向欧洲报告：“在帝国中，汤若望的影响要大于任何一位总督或最受尊敬的亲王。在中国，汤若望的名字比其他任何一位欧洲著名人士的知名度都要高。”另一位传教士鲁日满说：“中国自从有皇帝以来，我没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被授予如此多的荣誉和得到君主如此隆重的宠爱。”

连外国人都能看到的特殊待遇，那些奉行旧历法的官员自然也看在眼中。1661年，顺治去世的同一年，汤若望在北京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彼时一切尚风平浪静，祝贺寿辰的高官络绎不绝，年幼的康熙皇帝还签署了一份特别布告，准许他的“义孙”汤士宏进国子监学习。一派花团锦簇中，汤若望完全没料到，一场“新旧历法之争”的风暴正在酝酿。

最先发难的人是杨光先。清初，此人官职不高，却凭着弹劾汤若望在《清史稿》中留下了姓名。他的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让鲁迅先生都忍不住评述一二，“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

杨光先对西方科学技术一向不屑一顾，顺治还在位时，他就开始上书批判汤若望，只是当时他的奏折直接被礼部无视了。与他一道反对汤若望的，还有支持回回历的钦天监原秋官吴明烜。他显然是清廷推行《时宪历》的利益受损者，曾上书顺治皇帝，指摘新法中的错误，谁知完全经不起实际测验，反害自己差点掉了脑袋。

为抨击汤若望，杨光先写过一本小册子《不得已》。如今读来，不觉哑然失笑。在册子中，他反对地圆说，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面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人怎么办？难道像虫子一样爬在墙上，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都是自高处流向低处，若望先生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如果真如你们所说，地球是圆的，那么西洋就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

以杨光先这样的天文知识储备，按说，他与汤若望之间的“中西历法之争”毫无悬念。然而，这场争论的实质并非围绕历法优劣展开的，争论的背后，是清初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

1874年的宣武门南堂。这里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在北京的主要居住地。

南怀仁利用滑轮和绞盘运输巨石过卢沟桥的示意图。

汤若望的牢狱之灾

杨光先的后台，是满族守旧势力的代表——辅政大臣鳌拜。

8岁的康熙皇帝继位后，大权渐渐落入四位辅政大臣手中。鳌拜一上台，就提出“率祖制，复旧章”，废除了多尔衮和顺治所定的各项开明政策。强烈的复旧狂潮下，钦天监的西洋人地位开始动摇，顺治的红人汤若望自然成为守旧势力打击的对象。

1664年，杨光先审时度势，又跳了出来，他一口气罗列了汤若望等人的三大罪状：第一，潜谋造反；第二，邪说惑众；第三，历法荒谬。

清廷反应迅速，十天后，辅政大臣命礼部会同吏部共同审讯此案。第二天，汤若望、他的助手南怀仁、其他两位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以及相关的钦天监中国官员被传讯到礼部大堂，接受审讯。

汤若望当时已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中风让他年迈的身体雪上加霜,半身不遂,无法辩驳。大堂之上，只能由南怀仁代他一一作答。

辩论天文历法，杨光先当然不敌南怀仁，礼部官员也无法推断孰是孰非。所谓“历法荒谬”没有实锤，杨光先便抨击汤若望进献给大清的历书只编了200年，是咒我天朝短命，又说《时宪历》封面上题写的“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这种说辞与“邪说惑众”一样，属于莫须有之罪，南怀仁的驳斥注定没有结果。至于“潜谋造反”，杨光先声称澳门聚集了几万外国兵，汤若望是其首领。清廷一查，发现纯属子虚乌有。

审理的重点只能转移到一个新的罪状——汤若望为荣亲王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荣亲王是顺治最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出生三个月就早早夭折。爱母及子，顺治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并建造了豪华的陵墓。入葬时，汤若望掌管的钦天监选择的时辰是辰时，礼部误用为午时。事情到了杨光先口中，变成汤若望故意选择不吉利的时辰，从而克死了董鄂妃与顺治帝。这相当于指控汤若望犯了弑君之罪，无论如何辩解，都不可能脱罪了。

1664年11月，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投入大牢。此后，他们在监狱中度过了长达半年的时间，其间一次又一次地被审讯，不是在这里过堂，就是在那里过堂。然而一切辩驳似乎都是徒劳，1665年1月，汤若望被判处绞刑，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被判每人40大棍后流放。

鳌拜只手遮天，不料，判决后没几天，又一次日食将南怀仁推到了历史面前。按照惯例，钦天监提前半年就预报了这次日食。或许是想对“西洋历法”的可靠性再进行一次测验，或许是出于对日食的忌惮，清廷命各派历学家预测日食的准确时刻。由于汤若望中风瘫痪，在阴暗的大牢中，预测日食的任务交给了南怀仁。

狱中条件有限，南怀仁只能透过窄小的牢窗进行观测，但他还是在汤若望的协助下，计算出日食将于三时发生。吴明烜预测的时间是二时二刻，杨光先预估的时间是二时一刻。最后，齐聚观象台的官员看到，二时一刻，什么都没有发生，二时二刻，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三时的时钟敲响时，太阳的表面开始出现阴影。

南怀仁崭露了他的天文学造诣，可这并没有让他逃过牢狱之灾。新一轮的冗长审讯又开始了，到了1665年4月中旬，鳌拜再次展示了他的权势，南怀仁等三人依然被判流放，汤若望被判处死刑，而且手法更加残酷，改为凌迟。

就在这时，汤若望一生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4月16日，一场可怕的地震摇撼了北京的大地。那一年，一位名叫聂仲迁的传教士因此案被押送到北京，地震的亲历者向他描述道，“好像听到地底下传来巨大的响声，如同很多辆四轮马车在马路上狂奔，或者说是像一声巨大的雷声”，“监狱的外墙剧烈地摇晃，好像就要倒下来。”

地震的余威尚未消散，4月29日，紫禁城中突然失火，烧毁了大约40个房间。一时之间，宫廷内外，人人惊恐不已，孝庄太皇太后大发怒火：“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已忘却，而欲置之死耶？”迫于各方压力，鳌拜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汤若望终于免受极刑。

西方传教士想象中的汤若望与顺治帝

南怀仁三测日影

逃过一劫的汤若望出狱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杨光先当上了新的钦天监监正，《时宪历》被废止。几个月后，汤若望居住的南堂被杨光先霸占，他不得不与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一起挤在王府井的东堂，艰难度日。

1680年，南怀仁用拉丁文完成了著作《欧洲天文学》。在书中，他这样写道，“我们仍然在居住地被软禁了4年”，“有一个严厉的卫兵看守着大门”。但汤若望只被软禁了一年，1666年8月15日，他在北京平静地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汤若望去世两年，才得以昭雪。1668年的一天夜里，几位官员悄悄走进了被严密看守的东堂，他们询问南怀仁，中国现在使用的历书，以及来年将要使用的历书是否存在错误。这部历书是杨光先和吴明烜依据《回回历》编著的，南怀仁一一指出历书中的错误。没过多久，大臣们带来了康熙皇帝的圣旨，命南怀仁等前去紫禁城。

第二天，在紫禁城的一间大殿里，一场公开辩论在众多官员前展开。与四年前大堂上的审讯一样，对峙的双方还是南怀仁与杨光先、吴明烜。不同的是，清廷政治气候已然大变，康熙皇帝开始亲理政事，踌躇满志的少年皇帝下定决心铲除鳌拜集团。连南怀仁这个外来者都看出来，康熙“想一举剥夺辅政大臣的权力，并结束依附于他们的其他种种弊端”。辩论结果毫无意外，随着现行历法中的错误越来越明显，杨光先、吴明烜开始“哑口无言，无法为自己辩解”。

当天，康熙在太和殿隆重召见了南怀仁和他的同伴。问了几个有关数学的常识问题后，康熙询问南怀仁：“是否能有一种明显的迹象，可以直观地向我们证明，现有历法的计算方法与天体的运行规律相符，或者不符？”南怀仁迅速回答，可以通过观测日影长度判断。于是，康熙命南怀仁与杨光先分别以各自的方法测定正午日影长度，进行一场公平的竞赛。

1668年11月24日，观象台又迎来了一次天文擂台赛。南怀仁将一根指定的标杆，垂直立在青铜圭表的水平面上，然后在水平面上画出一条横线，表示日影在正午应该到达的位置。众目睽睽之下，当太阳升至天空最高点时，标杆的影子严丝合缝，正好落在南怀仁画下的那条线上。第二天，擂台赛转移到了紫禁城午门前。第三天，擂台赛又回到观象台，但是换了一根不同长度的标杆。连续三天，每一次观测和验证，都以南怀仁的胜出告终。

这样的结果震惊了在场的官员，包括那些反对南怀仁的官员，也发出一片惊讶的赞叹。至少南怀仁是这样记述的：“一位曾带头反对我们的满人官员，出人意料地大喊：‘真正的大师在这里！千真万确啊！’”

不得不说，这样的反应可能有点夸张。毕竟，从明末到清初，类似的天文擂台赛已经举行了多次。只是，对于汤若望和南怀仁而言，那些比试都不如这一次的胜出意义重大。

康熙皇帝站在了他们这一边。杨光先和吴明烜被惩治，康熙下令今后有关历法之事，均由南怀仁全权负责，又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实际主持钦天监的工作。汤若望恢复官爵，并被隆重安葬在利玛窦墓地的旁边。他的坟墓比利玛窦的更为壮观，康熙亲笔为他撰写了祭文。

南怀仁续写了汤若望的事业，《时宪历》重新恢复。1678年，他在汤若望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32卷的《康熙永年历法》，推算了2000年内的日食、月食以及行星运行的位置。

除了修订历法，南怀仁在北京历史上还留下了很多印记。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上，八架天文仪器中有六架是他设计监制的；康熙平定三藩、抗击沙俄的战争中，有他主持铸造的火炮；在金代修建的卢沟桥上，他设计的滑轮和绞盘，将修建顺治陵墓的巨石安全地运输过河；在紫禁城，他为康熙制造过一个大玩具——一辆利用蒸汽推动的汽车，这比瓦特的蒸汽机早了93年。

精通科学知识的南怀仁最终官至工部右侍郎。他还是康熙皇帝的西学老师。在南怀仁的记述中，康熙是一个自驱力极佳的好学生。曾经有5个月的时间，康熙每天召见他到紫禁城，让他讲解天文学、数学问题。皇帝把传教士们用中文撰写的一共120本天文学和数学书籍全都拿出来，要求南怀仁一本一本为他解释。当他听说要弄懂所有数理科学，欧几里得编写的书籍是绝对必要之后，立刻让南怀仁为他讲解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并且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不停地询问每一个命题的意义。康熙还亲自撰写过一篇算学论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引发了后世自然科学史学者的兴趣与讨论。

康熙对西学的兴趣，正是始于南怀仁与杨光先的日影观测擂台赛。他曾对皇子谈话，回忆这段往事：“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笃爱科学的康熙，终成“科学学霸”。可惜，在这位“学霸”眼中，科学并非开启民智的知识，而是作为私人化的统治手段，用以抬高自身以及满族的学术地位。

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韩琦研究，1690年，康熙的其他两位西学老师张诚和白晋已经翻译完成《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不是同一个版本），但直到1722年，《几何原本》才得以出版。韩琦曾在讲座中提过一个细节，出自一位传教士的信件：康熙某年某月把这位传教士叫到宫里，翻译代数学的东西，皇帝叮嘱他，这些东西翻译好以后，不要给别人讲。由此可见，对于西学，康熙实际上是想“留一手”的，他并不想让宫廷里传播的科学新知及时让大众知道。

不仅如此，晚年的康熙还提倡“西学中源”说，即认为西学的很多新东西是从中国传出去的。韩琦发现，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中，康熙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上行下效，“西学中源”说很快从庙堂之说蔓延为文人的谈资，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这种盲目自大的观点，必然更加阻碍科学知识的传播。

利玛窦揭开的西学东渐之序幕，经历一个浓墨重彩的小高潮后，最终遗憾落幕。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是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等到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帷幕徐徐拉开，裹挟而来的已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外籍教授雷立柏亦为本文提供了相关资料，特此感谢。